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由数据、算法与算力驱动的深刻变革，迈向以数字化与智能化有机结合的数智技术引领和驱动的数智时代。不同于历史上注重发展和提升物质生产力的技术进步，这波科技变革更为关注解放和激发精神生产力，是全球竞争格局重塑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

数智时代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冲击和挑战，要求我们强化使命，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重廓其研究对象。我国的成功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学需要创新发展能够解释这一中国经验的理论框架，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学理支撑。在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成为重要形态的背景下，经济学研究需要加强对新型举国体制、数据基础制度、算法治理机制等的理论探索，为营造规范健康的发展环境、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提供方案。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创造逻辑与传统要素有本质不同。经济学需要深入阐释数据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深入探讨包括数据在内的各类要素的协同价值创造和交换，构建符合数智时代特征的价值理论和新发展理念下的增长模型，服务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共同富裕”与“发展安全”的数智路径，完善大政方针的擘画、部署、实施和评价机制。经济学研究要高度重视数智技术对收入分配、区域发展的影响，探索如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要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识别与防控理论研究，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底线。

以“数据驱动”和“内生机理式仿真”实现宏观趋势与微观动因的贯通。要充分利用我国数据优势，发展基于大数据的经济监测预警体系。这不仅能精准研判宏观经济“面”上的态势，更能深入洞察其背后微观主体“点”上的行为动因，从而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实效性与前瞻性。基于对微观机理的深刻洞察，实现普惠性政策的精准滴灌。通宏洞微的能力，使得政策制定从“平均效应”的笼统判断，迈向对异质性影响的精准评估。通过对不同群体、区域进行精准画像，可以推动政策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正是“洞微”之功服务于“通宏”之志的体现；在分析方法和手段上实现“数据—理论—模型—实证”的研究传统与“行为—演化—生成—涌现”的仿真创新并重的技术路线转轨和辟新。通过“数字孪生”实现战略决策的预见与优化。利用计算经济学、社会仿真和复杂系统动力学等跨学科多元技术方法构建经济的“数字孪生”，可以对重大政策进行多场景模拟推演。这相当于在虚拟空间中先行“通观”全局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洞悉”潜在的风险与机遇，从而支持决策者进行科学“预演”，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

经济学研究要始终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根本目标，探索技术赋能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路径，避免陷入“见数不见人”的技术至上误区。通宏洞微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系统思维与数智技术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经济学研究要自觉运用这一智慧，加强对数智经济多层级、非线性互动关系的把握，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重构价值创造的逻辑和认知途径，强调“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新价值体系，推动经济哲学从单一主体价值论向生态系统价值论演进；在分配伦理方面，数智技术产生的价值增量分配机制引发新的公平性讨论，需建立与当今时代要素贡献相匹配的分配框架；对劳动本质和主体创造性的再定义：数智技术将人类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促使经济哲学更关注创造力、情感等人类独特价值，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注入了新动能，有力支持了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数智时代的经济学重思，是时代赋予当代学者的重大课题。我们要在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价值引领下，以服务国家现代化大局为根本指向，将数智技术与系统思维及传统智慧相融合，加快构建彰显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自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不仅能使经济学研究真正具备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深刻洞察力，更是我们把握战略主动、赢得发展优势的必然选择。通过这场深刻重构，经济学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伟业提供更坚实的学理支撑，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经济治理之道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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